18、19世纪掀起“中国潮”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什么样?

汉学家史景迁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当西方刚刚接触中国时,中国就明显表现出这种能力。”事实上,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吸引力不仅仅在刚刚接触时就产生了,而且绵延了漫长时光,而中国文化也在不同层次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文明。

最晚在《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欧洲人已经开始广泛了解到辽阔、富庶的“契丹国”。随着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在西班牙扬帆出海,海上航线开辟,为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提供了交通基础。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他在16世纪中叶抵达广东后在此病逝,未能来到中国内地。16世纪后期,罗明坚和利玛窦成功进入中国内地,积极采取适应中国文化的政策,甚至尝试将其教义和儒家思想糅合起来,这种“中国化”的尝试被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矩”。尝试“中国化”的传教士和不认同这一做法的其他传教士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有趣的是,这一争论波及西方思想文化界,使得中国文化得以在欧洲广泛传播,受到欧洲学者和思想家的重视,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助推器,虽然这些思想家所描述的“中国思想”充满了想象色彩。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在其名著《中国之欧洲》中写道:“在1700年前后,不管是冉森派教徒,还是耶稣会士,不论是怀疑主义者,还是笛卡尔主义者,只要进行思想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想象中国,对中国作出思考。”一批在华的外国传教士或来华使节用图像描绘出他们眼中的中国并寄回欧洲,其中大量尚未被中国读者所熟知,这是《过日子:中国古人日常生活彩绘图志》书中一部分彩绘图像的来源。

与此同时,18—19世纪广州的外销画开始风行。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批准开放沿海海上贸易,来华的西方商船迅速汇聚于此。次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立机构管理各国商贸事务,各国东印度公司纷纷在此设立商馆,专门负责与西方贸易的中介机构开始出现,这就是有名的“十三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要求西方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广州为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中国艺术品通过贸易大量进入西方,引发中国风的热潮,这种需求催生出了独特的外销画。这些画作大都由广州十三行的画家们用西方绘画的技术画成,但同时保留着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形式,其形式包括纸本水粉画、线描画、通草水彩画、布本油画、象牙画、玻璃画等,题材类型则极其广泛,堪称当时中国社会生活、自然生态的“全景图”,其中展示市井生活和手工业制作的作品体量最大。

19世纪英国旅行者奥斯曼德·泰凡尼在其游记中就写道:“这些米纸画(指外销画)……表现了中国的商业贸易、日常生活、世俗礼仪和宗教活动,都显得生动真实。从神圣的宗教仪式到世俗的娱乐场景,无一不绘于画中。”从现存的外销画来看,主要题材包括当时中国社会的家庭生活、手工业制作、商贸情景、职业样态、游艺娱乐、婚嫁丧娶、农业生产、戏曲故事等等。这些主题反映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和民俗文化的需要。外销画的主要销售对象是访问广州的外国商人、海员和旅行者,这些外销画无疑是他们的“旅游纪念品”,是他们回国后向亲友展示异国游历的重要凭证。他们回国后,这些外销画往往被组织展览会进行展示、交由出版商印刷出版或者被各大博物馆收藏研究。当时西方关于中国的书籍中,也往往使用外销画作为插图,可以说,外销画受到了西方社会的极大重视,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本书大部分彩绘图像取材自收藏在海外博物馆的外销画图册和18—19世纪西方根据外销画出版的图册,其中有不少是首次在国内公开出版。

这些来华商人、传教士、旅行家定制或绘制的图画,生动反映出18—20世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民间文化,通过极强的纪实性和直观性,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对我们了解古人日常生活有着重要价值。而且由于这些外销画大都收藏在国外博物馆,往往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尤其具有介绍的必要。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图像或出于来华的传教士,或出于十三行的底层画师,而且外销画不少属于根据底本复制,其绘制的中国生活往往经过了简单的艺术化处理。曾担任第二届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公使的汉学家德庇时就曾在其书中写道:“生活在欧洲的人们对于中国人的体貌特征的印象一直被奇怪地误导着,这要归咎于从广州贩运而来的制造品上的图画,这些图画通常是用一种比较写意的漫画形式表现的……结果,在许多人心中,那种轻浮和滑稽的特点都和世界上坚韧、能理解别人和注重实际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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